我把狗狼儿从草棵子里扛回来，没地方搁，就把它放到我小屋里的炕头上。狗狼儿的伤很重，我屋里没有药，就从破棉袄里袖子底下胳肘窝里扯出些烂棉花烧成灰敷在它的伤口上，再用一块破布条儿扎紧。我端来半盆清水用手一点一点地往狗狼儿的嘴里撩，狗狼儿一开始还吧哒吧哒嘴，慢慢它竟伸出了长舌头。我知道狗狼儿口渴的厉害，就用小碗舀着拿手淋。我淋一次它的舌头伸缩一次，我淋一次它的舌头伸缩一次，直到把半盆水淋得干干净净为止。当然也不是它全都喝下去了，有一部分撒到炕上，大部分还是进到它嘴里去了。

    狗狼儿始终没闭过眼，它一直睁着圆圆的小眼睛盯着我看。它的眼神里没有任何表情，但是我清楚它心里想什么。狗狼儿是一条坚强的狗（狼），它的伤口最痛的时候也不过是低声地小心地嘶嘶两下，它没有满炕打滚，更没有大喊大叫。如果是一般的狗，会歇斯底里地嗥叫整一个晚上都不止哩！山下村庄里就有这样的狗，有点鸡毛蒜皮子的小伤小病，一晚上吵得街坊邻居都睡不着。我屋里没有啥吃食，就烧了半碗面糊糊喂它，它居然也吃了。

    你在学堂里读书的时节，我尕奶奶（我母亲）给我不止一次地学说过狗狼儿的故今（故事）。包括狗狼儿自己上茅房屙屎屙尿，还有你们一块上山打猎，再就是它半夜护送你上学的事啊等等的，我都了若指掌、一清二楚。要不然打死我我也不敢把一条大活狼安置在我的热炕头上。

    夜里，狗狼儿小声地“嘶嘶嘶嘶”叫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急忙点亮灯，看着狗狼儿在那儿不舒服地直哼哼，我嘀咕了好半晌也没弄懂它的意思。末了我想起，它该是要撒尿了。狗狼儿伤成那个样子，让它自己起来上茅厕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事。我一想，反正我这屋也不是什么好屋，炕上除了一个旧枕头一床破棉被，别的有啥？炕上铺的连张席子都没有，老土炕上撒泡尿也臭（臊）不到那里去。这样想着，我就去外面铲了铣干土，垫在狗狼儿的屁股肚子底下。狗狼儿真精，它见我铺好土了，竟然在干土堆上撒了好大一泡尿。我把尿土从炕上扫下来，再用铁锨铲出去倒了。回来一看，狗狼儿龟缩在墙角落里，两眼瞅着我，眼睛一睁一闭的，它的眼神里开始有表情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把羊赶出圈，正要下地干活儿，猛看见昨天那伙子红卫兵提刀拿枪，吵吵嚷嚷地又上山来了。我连忙返身回屋用被子把狗狼儿捂严实了，又把屋门用铁丝牢牢拴住，这才装作没事人似的扛把铁锨下了地。

    红卫兵们在我拉出狗狼儿的地方发现了端倪。我远远听见一个人喊“团长”说：“团长，这里有敌情！”

    “团长”端起两只手，拳头揑得紧紧的，一路小跑过去，询问：

    “二连长，发现什么情况？”

    叫“二连长”的那个小伙子抬手敬了个军礼，说：“报告团长，这里有不少的血迹，肯定是昨天那只受伤的大灰狼。”

    “团长”低头细心地瞅了一会儿，觉得事情严重，就吩咐道：“二连长，你去找政委，让政委找那位老乡打听打听。”

    “二连长”接到命令，“啪”立正敬了个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军礼，喊了声“是”，然后车转身朝另一个山头跑去。

    “政委”是个女的（事后才知道，起初我还把她当成一个俊俏的小伙子哩），头发短的不能再短了，浓眉大眼，英姿飒爽。一身的黄军装，胳膊上戴的红袖章，腰里还扎着武装带。前不久村里放过一场电影，叫啥名字记不清了，叫什么山吧，里面也有个女政委，和这个丫头挺像，村里人都喊她“可想可想（柯湘）”的。山里人爱说实话，碰上这么好看的女娃儿，能不可想吗？

    “老乡，还在地里干活呀？”“政委”说话挺和气，一听就是个读书人。

    “农民嘛！”我说，“农民不干活吃啥呀？”

    “不能叫农民，应该叫社员，不对不对，叫社员也不对，应该叫革命群众。”

    我笑了笑，算是回答。其实我答也答不出来，我还听不太懂那些新鲜词儿。

    “政委”又问我说：“老乡，你是什么出身哪？”

    “贫农！”这个问题简单，我也回答得斩钉截铁，很是理直气壮。这个问题难不倒我，啥忘了也不能把出身忘了。那个年代，我很为我的“光荣出身”下茬地（非常地）自豪过一阵子哩！

    “政委”听了我的回答，立刻换了一副模样，还亲热地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匆忙把我的两只脏手在前衣襟上使劲搓了搓，一大早光顾了狗狼儿了，手脸还没洗呢！再说想洗也没有水洗呀，屋里唯一的半盆水都叫狗狼儿“吧哒”了，中午才要下山挑水去哩！我忙不迭地双手抓住“政委”的小手。我一辈子都没握过那么绵软的小手，揑在手心里，就像是一块没有骨头的肉，光光的，滑滑的，害得我好几天都没舍得洗我那双脏兮兮的手，生怕不小心把那一股温馨的香气洗掉。这样的事，那是第一次，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

    “政委”亲切地开导我说：“贫下中农同志，革命群众同志，你可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中坚力量呀！不要在这儿劳动了，跟我们下山闹革命去吧！”

    “那可不行。”我回答说，“我走了不打紧，还有羊呢？”

    “这就是小农意识啊！同志哥呀，这种思想是要不得的哟！”“政委”很耐心，很委婉，也很有水平。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脆脆的、甜甜的，但说的话却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她话音一转，说，“几只羊算什么？江山变色了，红旗落地了，要羊还有什么用？莫非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做了盘中餐不成？”

    我不知说啥好，一鼓劲傻傻笑着，先是点点头，后又摇摇头。那时我想，我只管放羊，至于说谁吃羊肉，那不管我的事，我一辈子吃过几回羊肉？

    “你到底是表个态呀，想不想参加我们的革命组织？”叫“二连长”的小伙子一脸杀气的问我。

    “我说，”我有点囁囁嚅嚅，心里慌慌的，“这、这事得问、问队长？”

    “什么狗屁队长啊？你说的是高树贤吧，他现在是我们的副团长啦！”

    高树贤当“副团长”？我更不能参加他们一伙了。那年高树贤带领的民兵排，搞得乌烟瘴气的，没让村里人骂死？

    我两手拄着铁锨把，脸贴在把头上，眼睛瞅着地下，好像正在沉思的样子。

    “二连长”刚要发火，被“政委”拦挡住了。“政委”说：

    “给他点时间，让这位革命同志再好好想想，贫下中农嘛，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

    我没动姿势。因为现在轮不到我说话。我知道他们是来找我干啥的。

    “政委”和她的几位革命战友交换了一下眼色（我用上眼眶的目光看到的），然后她走到离我更靠近一些，伸出那只娇柔无比的小手拍拍我的肩（我真怕她发现我胳肘窝底下的破窟窿，真要问起里面的棉花哪去了，我咋说？）。“政委”拍的我肩膀嘭嘭响，我觉得心里痒痒的，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听到她继续对我说：

    “同志哥啊，”又叫同志又叫哥，听着特别亲切舒服，长这么大谁把我这么看得起过？叫我“哥“的女娃和颜悦色的说，“我们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的，你一定要配合我们的革命行动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听清了吗？”

    我点点头。这两句话都听不清，我不成傻子了吗？

    “刚才据我们的革命战友反映，有一只被我们打伤的豺狼，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看到过吗？”

    “没。”我拄着铁锨把摇摇头，很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