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阿香，我谈我已经谈的够多的了，现在你谈谈你自己吧！”阿香说，“我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说的啦！”我说，“说说你家里的事情吧！”阿香说，“我家里五个人：除了我还有爸爸、妈妈、妹妹、弟弟。我妹妹在读大学，我弟弟在读高中，我妈妈得了病，瘫痪了，不能起来。唉！这些事情不说也罢！”我说，“说啊！说的就是这些，说下去！”阿香说，“我爸没念过书，是个文盲，他种田只能糊口，又要给我妈治病，又要养三个小孩，日子过得很难。所以，我高中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到南方来打工了。”我说，“后来呢？”阿香说，“我来到深圳，先进了一个工厂，在工厂里干了两年多，每个月只能拿五六百元，我每月留下一百元钱，其余的全部寄回去了。”我说，“阿香，你真了不起，这么小就担起了家里的担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过你这样也太辛苦了一点，后来怎样？”阿香说，“我爸这人素质也贼低，家里的事不顺心，他就喝酒，我寄回去的家根本不够他花的。他说，要让我妹妹也跟我出去打工，当时妹妹高中还没毕业，要是也出来打工，不是跟我一样了吗？我跟我爸说，‘不要让妹妹出来，她书念得好，让她念下去吧。’我爸说，‘你说的轻巧，学费从哪里来？’我说，‘我给想办法。’我爸说，‘你有啥办法？你寄的这点钱，根本只够你弟弟读书！’我问妹妹，‘我每个月都寄四五百，怎么会不够你们两个的学费呢？’妹妹说，‘爸爸天天都喝酒，你寄的钱，大多给他拿去买了酒喝了。’我听了气得直哭，心里想，爸爸啊爸爸，妈妈都这样了，你就不能不要喝酒啊！”我大怒，一巴掌击在床上，把阿香吓了一大跳。我说，“岂有此理！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后来呢？”阿香说，“后来，我没有办法了，到处找薪水高一点的工作，可我没文凭，深圳这地方学历要求特高，谁要一个高中没毕业的人啊。最后，我看到夜总会里招女招待，一个月能拿一千多，我就去了。干了一年多，家里的情况却没有多少好转，我爸还是天天喝酒，我妈的病没有什么起色。我跟我爸说，去给妈看看病吧，我爸说，没有钱。我知道，他一定把钱拿来喝酒了。这时夜总会一个跟我熟悉的女孩子对我说，‘阿香，不如你也下海得了。’我不明白她的‘下海’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陪人唱歌跳舞啊！’我说，‘很来钱吗？’她说，‘一个月能拿上万元。’我一听动了心，不管是什么活，只要能来钱就行。于是我跟她学跳舞，学得差不多以后，我也开始在那里坐台了。”我听了阿香的话，心中五味杂陈，阿香显然不是自愿走上这条路的，她是被贫困逼上这条路的。对于阿香的家人来说，悲剧不在于贫困本身，而在于对贫困的态度。这个悲剧中最让人震憾的，不是阿香父亲的自私麻木，而在于阿香为了家庭的奋不顾身，她负起了本不该由自己负起的责任。她这样做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旁人无权干涉，但是，我们应当问一句，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来承受这不堪承受之重，养家糊口本是男人的责任啊！

    阿香见我不说话，说，“陈大哥，怎么不说话！”我说，“我不想说话，我只想骂人！”阿香笑道，“你想骂谁啊？”我说，“骂你！”阿香说，“陈大哥，我做错了吗？”我说，“你大错特错，家里再穷，也不应该选择走这条路，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喜欢的，你这样做是违心的！”阿香说，“路能自己选吗？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还有得选择吗？”我说，“阿香，贫困不是一个理由，你这样做虽然对得起你的家人，可你对得起你自己吗？”阿香说，“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家乡的村子里，女孩子都不值钱，她们反正都要嫁出去，所以家人都只看重男孩子。女孩子不让读书，考上了也不让读，出来打工供弟弟上学。要不是我多赚点钱，我妹妹早就被我爸爸逼着出来打工了。”我怒不可遏，一拳打在床上，阿香吃了一惊，说，“陈大哥，你没什么不妥吧？”我说，“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那里的人竟然这样对待半边天，真是太过份了！”阿香说，“有什么奇怪的，都是这样子啊，你是少见多怪呢！在我们那里，有客人来时，女孩子吃饭是不上桌的，要蹲在旁边吃呢！”我心想，解放以前，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妇女没有地位，深受男人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过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倒了台，女人翻身作了半边天，英姿飒爽，扬眉吐气。可是，现在竟还有人把女人看得低人一等，更难以理解的是，还有象阿香一样的女孩子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

    我看到阿香雪一样白的手臂上有一个灰黑的疤，我问是什么？阿香说，“是一个变态的客人拿烟头烫的。”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阿香说，“什么样的人没有啊？陈大哥，你是个好人，象你这样的客人真是不多！”她突然又吃吃地笑了起来，说，“对不起！陈大哥，我忘了，你现在不是我的客人，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