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8.16 ”反夺权之后，我们医院和各机关、厂矿、企业、以至公社、大队又掀起了夺权的高潮，特别是商业单位，那时候的市场是计划经济，物资相当缺乏，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得需要购物卡才能买到，而发放卡是按人口比例，由商业部门发放的。文革以前刘书记可能是考虑到：怕当地人亲戚、朋友多，怕关系密切走后门，任命了一批转业干部，如局长张耀光，各公司如百货、食品、副食、烟酒、药材、交电等单位，差不多全是从部队下来的干部负责，“3.1”夺权这些人的权基本上没动，“8.16”夺权没有一个表态，看来要死保手中的权利。而这次各公司“红总司”的人，大多是职工、服务员、营业员、工人，要夺他们的权，李树茂估计会遭到抵抗，发生械斗。于是决定：派人增援，不料去了却是意外地顺利，原来那些掌权的人，“8.16”看到各地支援的重兵压境，差不多弃权都跑了。

    没有料到的是平川大队的夺权，阻力特别大，那些“3，1”夺了权的人，刚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哪里肯轻易交出印章？何况“红总司”下属组织的人，有些还没建立威信，抑或没有领导的能力，前去夺权，常常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仗着人多抢了印章，可是村里的事根本插不上手。至于，山区的政权，“3.1”夺权也好，“8.16”反夺权也好，好多村寨没人行动，仍然由老支书执政，他们心里还是在想念任、刘二位书记。

    而我们医院却是另一种情况，“3.1”夺权时“澄清”战斗队夺权，“红旗”的人并没有举动，而那个水大夫“8.25”是外单位的人来揪斗的，又因为和掌权的女头头先番关系好，加上人武部朱参谋做工作，并没发生甚的磨擦便夺了院长的权。医院比其他单位相对地平静，没有甚的大的争执。这一次反夺权，那个女头头跑了，“红旗”的群众看到水大夫没有骨气，不同意他进领导班子。上级派来一位转业军人，此人在部队曾干过卫生工作，领导有方，对“澄清”的人挺客气，只要求能坚守岗位，按时上下班就发工资，在《七月会议纪要》的精神下，统一了观点，和平共处。

    一天，我接到李树茂的电话：说是走资派刘本芝发高烧，病在义望公社，要我前去看病。我发现那里的人对几个走资派看守不严，他们可以随便出入。进了一间小房里面，常好元正给刘本芝端来水喝。我号脉时，刘本芝悄声提出了要住院治疗，说天天挨斗，实在支持不住了。心想两派斗了他快一年了，不知还有甚的斗头？我悄声说道：“你的问题主要是”8.25“，交待了不就没事了。”

    “‘8.25’事件，我是按省、地委文件写出的县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意见》，只是将地名改成了本县，内容几乎是照抄，说我执行，我承认；说我照北京工作组的办法，抓阴谋、野心家、伸手派，也有责任，说我是幕后策划者，我冤枉——”

    “那李树茂是——”

    “我根本没指使人揪他，当时说了北京的情况，是想让大家动脑筋识别——”

    “那——是谁打成他阴谋家、野心家的？”

    “是群众组织。当时口号喊得震天，一片混乱，我也没看清楚——”

    “唉，”侯部长说：“树茂是个人才，上次开三干会，我让他们办公室准备材料，他们原先说分工，吃了加班饭后，他说分工写，不连贯，还是由我一个人来写，这样有系统性。你们睡去吧。他搞了一个晚上就写出来了。还有一次，华北四省税务现场会议，在咱们县召开，全县那么多笔杆子写出的材料都交不了账，后来没办法，我让他去写，没用了两天便交了账，当时就有人眼红，说三道四，遭人妒忌——”8.25“的前几天，李树茂、李翔又拿着大字报到处串连。那天，这些人揪人游斗，他俩当然是首当其冲。”

    我问刘本芝：“那你——对李树茂就没看法？”

    “当初有人在我面前，是说过李树茂、李翔是危险人物，当时看到那种局面，已失控了，处于不利地位，没敢表态，后来就由他们游斗去了。现在却一口咬定是我指示的，我能说清楚吗？有口难辩啊！”

    雷宝贵说：“我是纪监委书记，执行党纪——又没有让他们揪斗人，有甚罪？”

    常好元说：“别说了，我刚到任几天，还没认下几个人，就被揪出来了，能说清楚？”

    啊？！看来这官不好当哪，还没有弄清楚是怎回事，就执行了错误路线了。

    回来我将自己的感想告给满林。他说，这官不好当，可是谁也想当官。这些天“红总司”里面，各组织争当官争得快吵翻天了。李树茂为这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想尽办法，尽量照顾“硬骨头”的人，而又得考虑权力的平衡，尽管他精明强干，使出了全身的解数，也满足不了那些人的官瘾，还是意见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