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

    这年的夏末秋初，我在接待室接到了中央颁布了“7。3”、“7。24”布告和“7。28”指示（内容均是立即制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的武斗队）。兴冲冲地交给了李树茂。他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红头文件，认为时机到了，应当积极响应，主动提出了：一、从8月14日起，上缴自卫武器、拆除武卫工事、解散武卫队，立即停止武斗。二、在收缴武器的基础上，欢迎外流群众回本单位搞斗、批、改。三、建议省地县核心小组、革筹委和驻军协助双方派代表协商，作出具体措施，监督双方执行。

    9月17日“总指”也表示愿意落实布告和指示精神，停止武斗，并且还宣布了上缴武器弹药的数字。一时间，全县人民欢欣鼓舞，人人奔走相告，以为今后就要天下太平了。

    后来李树茂通过内线传来的消息，“总指”并没有如数上缴，为了防止后患，隐瞒了一支机枪、十几支步枪。当时部队来县城收缴时，不仅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还在据点里把一台大型的多功能机床也没收走了（在这以前工人们已能制造拆腰子步枪）。当时我们“7。1”兵团的人很是担心，万一对方不执行布告精神，赤手空拳，只有挨打不能自卫了，然而，李树茂胸有成竹，劝我们不必担心，任部队收缴武器——当时就有人说李树茂急于停止武斗太自信了。

    后来据内线传回的话说，“总指”只缴了一部份，而暗中得到却是收缴回去的大批武器弹药，李树茂闻知，方知自己太天真了，骂自己昏了心啦，气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去。

    这年的秋末，“总指”的人马突然大摇大摆地进驻东关街、南巷，将原先的“天义成”的房屋挖穿，与南巷一条巷所有的房子沟通，并在房顶上筑了工事，做为能攻能守的据点，和城内武卫队的据点党校，以及县委大门对过的砖房大院对峙。“总指”的头头们有恃无恐，好似胜卷在手，上街时屁股后面常跟着两三个护身，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大有不可一世的神气——

    他们先是通过高音喇叭里指责，漫骂，后来发展到打冷枪，以至打死了上班的一位棉织厂的女工，对居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期间，人武部主持召开了两派组织的会议，政委出面要求从全县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要再误伤无辜的居民，早日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总指”的头头们尾巴翘得老高，置之不理。

    电业局的支部书记刘长锁，以前常到“7。1”兵团向我要资料，对于县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找到晋中支左的63军的一位师长，名叫刘秀杰，从前的老战友。据他说他俩关系密切，亲如手足。反映了情况，要求帮助解决武斗问题，以免发展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位刘师长说我们在山西支左，是以驻军为主支持造反派的——刘长锁将县里的情况作了如实反映，说“红总司”的确是造反派。刘师长说在你们县的问题上，我们得听省支左办公室的。不过这位好心的师长，并没有辜负了老战友的殷切希望。

    11月16日，他以晋中地区革委的名义，发出制止交城武斗的通告，通告指出：一、交城两派群众组织必须坚决贯彻中央两个布告和“7。28”指示，立即停止武斗，彻底上缴武器，解散武斗队（或变相的武斗队），这些人员必须迅速回原单位。如再组织武斗队是违法的，要严肃处理。二、遵照毛主席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指示，根据晋中两大派达成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建立革命委员会。三、两派群众组织，不准相互抓人，保证人身安全，对已抓的人，不论任何理由，都要立即放回，对武斗受伤的人员，都要及时给予治疗。四，要充分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挑起武斗的人和幕后操纵者揭发出来，交给人民严肃处理。

    这样具体的通告，真是说到我们心坎儿上了，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热心的解放军师长。

    当时县核心小组、革筹委、人武部曾要求双方派出代表，到榆次谈判。

    李树茂立即响应，拟定出名单，有张守忠、梁照乃、荣培吉、张根栓、李高、董永富等人，“总指”也指定张耀光、郭有益、王信仰等人，双方只有部分人会了面，定立了“五项措施”，但因为积怨太深，话不投机，没有多谈，不欢而散——

    一日，谈判代表梁照乃出城，竟被“总指”一个绰号“黄天霸”的人，用手榴弹砸得髑髅上起了血肿。

    过了两天，“黄天霸”在南巷又用刀捅伤“古田”贴大字报的人。据说，内容是揭发李树茂纵容手下人打死王九祥罪行的，满以为会得到“总指”的同情，不料“黄天霸”竟不讲情面，认为胆大包天，竟敢跑到老子的地面贴大字报？简直是在老虎头上动土，毫不客气地给了一刀——我想，“总指”头头怎地用的都是这号二杆子、楞家伙？以至双方不敢接近，好多“红总司”的人怕夜间被抓走，纷纷住进了武卫队的据点，从此，以东门口为界限，各自固守一方。

    这样一来，我和成婧一般没事不出东门，成全也不敢进城，整天的跟上刘美英去南巷，只有我们家老爷子因为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享有声誉，而且也没参加任何组织，可以出入城内，算是个自由派人士。

    有一天，当年调往省城去的统战部陈部长，请他到省城看病，在省城住了几天，看望了好些老朋友，回来一进门就说：“满林，你们这一次可站错队了。”

    “不见的吧？”

    “支左的部队支持”红联站“、”兵团“，进驻了各单位——掌权了——枪决了决死纵队的杨承效——街上到处贴得刘未老（刘格平）的大字报。”

    “省城是省城的情况，我们是我们的情况，哪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得具体对待。”

    “我说你呀，是死脑筋，这些年的工作作风，大多是一刀切，一风吹，谁给你们具体分析？”

    “哪总不能不尊重事实吧？”

    “明哲保身，回头是岸，快转变观点哇。”

    让我去投靠“总指”，哪不是让我做墙头草随风倒？岂不是在开玩笑？不过心里嘀咕：怎的部队这样没有原则性？昨天还支持我们，今天却又支持开他们了，简直是在演戏！让我们该怎办？

    晚上成全回来，我诚心地想和他交谈，想了解些情况。他只说了几句部队坚决支持他们，就再不肯细谈了。我猜测他是在保守秘密，也就不便深问了。

    此时郭建武去了大寨开会，一直没回来；李怀民也回了昔阳老家，好多领导人也不来上班——我们在机关无事可干，整天的杀军棋、下象棋——听到原先“红旗兵团”的人嘀咕：咱们当初就该听上“太工红旗”的人干革命，也不至于这样窝囊——听得心烦，唉！真是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

    李树茂、张发千可能也听到这些话了，为了稳定军心，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形势报告大会，大讲他那套“一条红线通天”的理论。为了说明当前支左的这种情况是股逆流，还专门讲了早已过时的，与此逆流毫不相关的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来印证他的看法，劝大家紧跟毛主席，强调党指挥枪，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张发千还煞有其事地讲，如果“总指”胆敢进攻，我们掌握了一种新式武器，到时候把那粉末一撒，管教他们有来无去——

    会后武卫队立即动手，在党校出口处的幼儿院的房顶上，修建了工事，在“7。1”兵团的大院里，将各个房间挖通、串连，在房顶上用沙袋筑成了掩体——

    天黑时，双方不断地开枪射击——吓得人们不敢出门，以至街上断了人烟。

    到了冬天形势更严峻了，从城外不断地打进了炮弹，党校经常遭到袭击，有几家民房也被炸了，伤了不少的人。后来，放哨的西社的喜儿，被“总指”袭击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