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还是怀着一丝希望给自己一个机会生存，可老天爷好像并不乐意这么放过我，又重重给了我致命一击：“小姑娘，别说你这种身体了，就算你体质再怎么好，从来没生过病，也不可能让你做人流。”那个中年妇科医生看了看我的病例，又看了看我的脸上和脖子上的伤痕，无奈地说。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颤抖地说。

    “你刚生完孩子两个月再次怀孕，这么短的时间间隔，不可能做人流，手术进行到一半很可能出现大出血情况，就算手术成功，也很可能要切除子宫。”

    我哆嗦着，不知道该走还是留在这里再争取下，毕竟医生总会夸大事实，最后下的判断结果也都会加上“可能，很可能，很有可能”等等这些余地词，我不甘心地说：“那也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失败。”

    “手术必需要要家人签字。”富有经验的老医生就是不一样，一针见血，让你无话可说，讲起来不是他们医院不给做，是人家家人不同意，同意更好，手术失败，也赖不到医生头上。

    时代不同，很多现象随之不同，像九十年代初期别说没有什么遍地的违法私人诊所了，就算好不容易找到躲在死胡同里一两间，人家也不会帮你做只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手术，任由你死在手术台上，给再多钱也没用，随着时间的迁移人的道德价值观呈下滑的态势。倘若苗荷是生活在2000年后的年轻女孩，别说什么说不出口的“人流”二字了，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可以听到传到你耳边的谁谁谁“堕胎”外带一个“又”字在前面做点缀。她自然也不用为这两字发愁，搅得寝食难安的，随便逛逛街都能看见个私人诊所几个大字向她招手，只要有钱不用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说话，你大可以放开嗓门朝他们吼“我要堕胎！”就像“我要隆胸！”那样简单，然后丢下一笔钱，他们各个像侍女、太监一样对你点头哈腰，向服侍老佛爷般侍奉你，不用看你的病例，不用测你的指标，更不要什么伟大人物的签名，只要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做这种小手术，就什么时候往你身上注射一针。

    可偏偏十多年后她才感受到有这般景象，近四十的她活在当下想起当时，她忽然觉得自己很幸运，而起初那个二十六、七岁的女孩感觉却恰恰相反，她痛恨世俗的一切，她觉得没人想让她活，连她自己最后一根希望火柴也被风吹灭，所以连同她自己都不想活了。

    事事就是这么微妙变换着周围的场景，如果不是自己有这个想死的念头，她也不可能能站在《天鹅湖》的全国公演舞台上表演她的绝望，就不会遇到陪着妻子尹若笑看舞剧的仲华，更加不可能得到一个终生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