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太忙，各种没头绪的事扰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开交时，也会觉得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堵在心头，稍有空闲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别我们而去了。于是种种片段的往事就纷纷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对戴爱莲的尊称。戴先生对中国当代舞蹈的贡献世人皆知，因此二十年前初识她时，深深折下腰来，向她恭敬地鞠了一个躬。戴先生的个子不高，见我这六尺大汉行此大礼，不禁哈哈大笑。其实个子再高的人，心中对她也一定是“仰视”的。

    平日很少能见到戴先生，偶尔在会议上才能碰到她，谁料一次竟有十天的时间与她独处。那是1996年。我赴希腊参加IOV（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举办的“民间文化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许多金发碧眼和卷发黑肤中间，正巴望着出现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后用中文叫我：“冯骥才，是你吗？”我扭身一看，一位轻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满头银发，肩上很随意地披一条暗红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马上认出是戴先生。让我认出她来的，不只是她清新的容貌和总那样弯弯的笑眼，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家的气质。我不禁说：“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显得很高兴。她说她是IOV的执委，从伦敦过来参会。她也希望碰到一个中国人，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我。

    我与她之间一直有一种亲切感。这可能由于她与我母亲同岁。再一个原因很特别，便是她的汉语远不如英语来得容易。她的发音像一个学汉语的老外，而且汉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然而，语言能力愈有限，表达起来就愈直率。我喜欢和她这样用不多的语汇，像两个小孩子那样说话，真率又开心。是不是因此使我感觉与她在一起很亲切？

    她喜欢抽烟，顺手让给我一支。我已经戒烟很久，为了让她高兴，接过来便抽。我曾经是抽烟的老手，姿势老到，使她完全看不出我戒烟的历史。烟可以助兴，笑声便在烟里跳动。在雅典那个漫长的会议中，她时不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在离开会场时朝我歪一下头，我神会其意，起身出来，与她坐在走廊的沙发上一人一支烟，胜似活神仙。

    此后在戴先生从艺八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致词时提起这事，并对她开玩笑说：“戴先生差点把我的烟瘾重新勾起来。”

    戴先生听了竟然睁大眼，吃惊地说：“我犯罪了，真的犯罪了。”她说得愈认真，我们笑得愈厉害。

    在雅典，我可真正领略到这位大师的舞蹈天才。那天，主人邀请我们去市郊一家歌舞厅玩。雅典这种歌舞厅没有灯红酒绿的商业色彩，全然是本地一种地道的传统生活。大厅中央用粗木头搭造一个巨型高台，粗犷又原始。上边有乐器、歌手，中间是舞池。下边摆满桌椅，坐满了人，多半是本地人，也有一些来感受雅典风情的游客。一些穿着土布坎肩的漂亮的服务员手托食品，不断地送上此地偏爱的烤肉、甜果、啤酒。这里吸烟自由，所以戴先生和我一直口吐云烟。在我们刚坐下的时候，台上只唱歌，歌手们唱得都很动情。这些通俗歌曲，混合了希腊人的民歌，听起来味道很独特很新鲜。

    此时，我发现戴先生已经陷入在歌曲的感受里，她显得很痴迷。渐渐歌儿唱得愈来愈起劲，所选择的曲目也愈来愈热烈。台下的人受到感染，一男一女手拉手带头跑上舞池，在音乐的节奏里跳起希腊人的民间舞。这时的戴先生轻轻地晃肩摆腰，有一点手舞足蹈了。随后，一对对年轻人登上舞池，而且愈来愈多，很快就排成队，形成人圈，绕着舞池跳起来。他们的舞步很特别，尤其是行进中有节奏地停顿一下，奇妙、轻快又优美。戴先生对我说：“这是四步半。”大厅里人声鼎沸，她的声音像喊。然后她问我：“我们上去跳吗？”她的眼睛烁烁闪光，很兴奋。我是舞盲，如果我当众跳舞干脆就是献丑。我对她摇着头笑道：“我怕踩着您的脚。”

    戴先生也笑了，但她的艺术激情已经不能克制，居然自己走上去。她一进入那支“队伍”，立即踏上那种节拍，好像这美妙的节拍早就在她的双腿上。待到舞入高潮，她的腿抬得很高，情绪随之飞扬。别忘了，她那年八十岁！大概她的舞感动了台下一位希腊的男青年，这小伙子跳上去给戴先生伴舞。很多人为戴先生鼓掌，掌声随同舞曲的节拍，为这位心儿年轻的东方的艺术家鼓劲。与我们同来的IOV的秘书长法格尔手指戴先生对我说：“她是最棒的。”

    她那次也把一个笑话留给了我。

    一天，戴先生要我陪她去挑选一件纪念品。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戴先生手指着一套小小的陶瓷盘问我：“好看吗？”

    我看了一怔。浓黑的底釉，赤红色古老的图案，画面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们，然而全是一丝不挂的男性裸体。她不在乎这些裸体吗？是不是她在西方久了，观念上深受西方影响，对裸体毫不介意？但我还是反问她一句：“您喜欢吗？”

    她高兴地说：“我喜欢。”

    我说：“好，那就买吧。”

    她掏钱买下了。

    谁想回国后的一天，她忽来电话问我：“我买的是什么糟糕的东西！我眼睛不好，没戴眼镜，所以请你做军师，你怎么叫我买这样的东西，太难看了，我要把这些糟糕东西都给你。”

    我笑道：“难道我失职了吗？记得我问您是不是喜欢，您可是说喜欢的。如果您不想要就送给我吧。”

    她叫起来：“快别说我喜欢，这么糟糕的东西我怎么能说喜欢，羞死我了，真的羞死我了。”

    她天真得像一个女孩子那样。八十岁的老人也能有这样的童心？

    不久，我收到这套瓷盘，还有一个信封，里边装着她半个世纪前在西南地区收集到的六首少数民族的舞曲。她说这些舞曲已经失传，交给我保存。她还说，她赞成我所做的抢救民间文化的事情。我明白，这位从中华大地上整理出《狮子舞》《红绸舞》《西藏舞》和《剑舞》的舞蹈大师，必定深知真正的舞蹈艺术的生命基因是在广大的田野里。

    她是我的知己。她以此表示对我的支持。

    由此忽然明白，她与我之间的一种忘年的情谊，原是来自于对艺术和文化纯粹的挚爱。我便怀着这种感受，打算在什么时候与戴先生再碰上，好好聊一聊。但人生给人的机缘常常吝啬得只有一次。也许唯有一次才珍贵，也许这一次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就像在雅典碰上可敬又可爱的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