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的发言没有任何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不说出这句话，我会很难受。作为辩护人，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证据上的疑点展示给法庭。我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

    律师需要理性和冷静，但「理性」不是灭绝人性、「冷静」不是冷酷无情。

    当自己的当事人在法庭上说出那样无耻的话（被迫发生性关系、死有余辜），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必须表明我的立场，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言论表示唾弃。

    如果我的做法违背了律师职业道德，那么，这个职业道德是有问题的。

    如果王某不是一名法律人，我还不至于那么愤怒。他在法庭上的言论，不仅仅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全体法律人。我必须要有所表示。

    原以为根据案件情况，根据王某拒不认罪、拒不赔偿的态度和法庭上的种种表现，公诉人会建议法庭从重量刑。没想到，公诉人的建议是：有期徒刑十到十五年。我们原本以为是死缓，起码也是无期徒刑呢。

    公诉人给出的建议居然是起点刑！在中国当前的司法体制下，这已经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所以，当法官征求我对公诉人量刑建议的意见时，我发自内心地说：我代表自己，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表示感谢。

    我这句话同样引起了争议。我的同事说：你应当要求对王某做出无罪判决。也有同事说：你应当要求法官在十年以下量刑。

    我不明白，律师在法庭上说真话，有那么难吗？我明知道无罪判决不可能实现，而且我做的也不是无罪辩护（也不是有罪辩护），我一直在尽量回避「无罪」二字，当然不会在量刑阶段提出无罪判决的要求。至于「十年以下量刑」，更没有法律依据。王某没有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我要求法庭在十年以下量刑，反而会让人质疑我的专业水准。

    庭审结束，我向公诉人微笑示意。然后收拾桌上的材料，离开法庭，再也没有看我的当事人一眼。

    一审判决之后，我没有再参与这起案件的辩护，后来听说被告人提起了上诉，但最终二审维持了原判。

    

    尽管该案已经过去了五年之久，但很多次我回想我当时的做法，却始终得不出一个圆满的回答。

    有人宽慰我说，在所有的案件里，责任感是看不见的枷锁；在大部分的案件里，辩护是律师的工作；在一些案子里，负罪感是日日夜夜的折磨；在每一个案子里，追求正义是每个律师永远的执着，作为律师，你当时或许错了，但作为人，你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