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度出现在海口公司办公室里的时候，会计叶实对我的热情依旧。我查看了一下账目，知道由于徐建的阻拦，昌德公司的批件买卖没有做成，当时的争执有多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贸易可以做，批件、红线图的买卖不能碰。我主张组建计算机分公司，有订单时编程，没订单时组装286计算机整机，并兼营批发打印机、复印机的业务，先在电脑外设领域打开局面。我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任命程馨为分公司经理，那个编程骨干协助，开始招兵买马。这时，上海认购证的风波已近尾声，我们没有赶上。上海的营商环境已经大为改善，科技和人才的高地都在上海。我决定立即在上海设办事处，寻找新的商机。

    到上海不久，接到姚章的电话，说肖敏在日本很顺利，还找到了结婚对象，急于跟我办理离婚手续。我一听，大喜过望。千回百转，总算有了出头之日。

    “问题是”姚章认真地说，“她不能回国，回国一打官司就出不去了。”

    我想起邢树发说过，因为有人举报，人质事件并没有了结，她回国会被追究。

    “不回国怎么离？”我满脑子的狐疑，寻思姚章既然打电话来，就可能已经有了办法。只听他平静地说：

    “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二是护照问题。”他的确已经想好了。说结婚证上没有照片，可以找人代替，要我想办法；护照上有出境章，出示时会显示她人在国外，这个问题他想办法。

    找个人假扮我太太，然后去民政局申请离婚？这也太玄了吧！不过当时的结婚证上的确是没有照片的。而身份证制度还没有推开。他一定研究过假扮离婚的可行性。相比之下，消除护照上的离境章更加离谱。不过既然他愿意挑此重任，我也必须尽力。

    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姚章的底细，但上次人质事件毕竟靠他才得以解决。其实肖敏在跟我之前就与姚章关系密切。不过由于某种天然的排他性，我不愿意想起他。也许他是肖的婚外情人，也许在人质事件中他是幕后，但换个角度想，他也是冒了巨大风险的。我从小对那些肯两肋插刀帮助朋友的都心存敬意。即便是情敌，也概莫能外。况且，此时能够帮助我摆脱婚姻困扰的，只有他。而且时不待我，容不得我犹豫。

    肖敏的祸闯大了，除非嫁人，留在日本。不然等待她的可能就是牢狱之灾。但嫁人要看机缘，机缘一过，比如男人变卦了或者她离不成婚，就会错过。错过了，未必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离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在重启人生，也是机不可失。虽然步步风险，可除了冒险，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想来想去，愿意为我趟这浑水的只有程馨。我一心要逃离婚姻，可在与程馨的关系上却越走越近，特别是见了她母亲以后。我不想欠她的情，可偏偏越欠越多。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没得选。我还是举起了电话。

    “什么？要我假扮你太太啊？”她好像是跟我上台去演一个小品似的笑起来。听到我在办离婚，她是高兴的，“难道我还不是你的太太吗？”她肆虐地笑着，笑这命运之神站在她这一边。

    “昨天妈妈还打电话给我，问我们什么时候办事呢。”她又咯咯咯地笑：

    “我知道演出失败，没有好果子吃，但凡为了你，我认了！”她毫不掩饰地在我面前表忠心，

    “不过，我可没有逼你，你放心！”她就是这么一种把什么都能挑明了的人。其心可鉴，我感动不已，眼里发热，好在电话里对方看不见。

    日商的订单果然到了，幸好我们组建了计算机公司。不像过去那样得靠临时请程序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加班加点。有了固定的队伍，只要订单不断，课题组的经费就有了保障。但从公司运营角度看，好比把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是不妥当的。按照徐建的说法，一定要有自己的产品。我找到一家贴牌生产三寸盘的厂家，由于搞不到进口原材料的批文，产能过剩。我一面要程馨在海南申请三寸盘原材料的进口批文，一面联系国际上三寸盘的知名企业争取贴牌。

    徐建劳教期间表现良好，可能会提前释放，我在等着，希望能有再度合作的机会。在上海找寻商机的日子里，我十分怀念他在我身边的日子。遇到抉择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他那眉毛向上一挑的样子，那就是说，他又有主意了。在我眼里，他有经商的天分。因为联系不上，我托人带信，说我找他。

    叶社长问我公司为什么没有抓住认购证机会。我说因为徐建不在。我反讽道，你们人在上海，当时天天路过银行窗口，面对敞开供应的认购证，不是也错过了吗？社长听叶实的哥哥说，错过股市没关系，还有汇市。要我打听一下汇市的情况。兄弟公司知道我们握有大把的自有资金，却在准备投资三寸盘的生产加工，一个个嗤之以鼻。人心不足蛇吞象，认购证之后，人们各个都想挣快钱。我只记着徐间明的一句话：不懂的行当不要碰。

    徐终于有消息了，他已重获自由，目前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