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还能复得了吗？更何况学生们放荡的心思，还没有从社会上收回来呢！
再后，学校里撤走了工作组，而多了些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组织。什么“鲁迅战斗队”、“卫东彪战斗团”、“雄鹰战斗师”，什么“红色战斗军”、“造反总司令部”……。又是师又是军又是司令部的，词儿越用越大。恐怕只剩地球、宇宙的词儿没用上了。难怪连当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那个组长，心里都很不平衡，讽刺那些造反派头头脑脑说：诸位都是军呀司令的，都比他这个组长大。这些红卫兵组织，不学习，整日里无所事事。只想着如何如何地整人，怎样怎样地摆布，专行揪“黑帮”、横扫“牛鬼蛇神”之能事，批判“资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当时工作组执行的路线指责为资反路线）。
那时候，学校流行着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叫“三句半”。它是由四个人表演，表演时每人携一打击乐器，或鼓或钹，或锣或梆。以锣声开头，猴不上竿多敲锣，拿老师当猴耍。轮到谁说，谁就先击一下手中的乐器，以示注意。前面三人各说一句，最后一人只说滑稽、幽默、风趣的半句。这半句可能是一个字儿，也可能是一个词儿，一个成语、词组，或一个浓缩了的短语，可人们就是要听这半句话。老师成了演员，被四个四个地编成一组，到各个场合巡回做另类的艺术表演。老师反被出丑、出洋相，倒为学生开心，受人尊敬的教师也非为人师了。
革命革命，连人名也要改。曾几何时，学校里兴起了“改名风”。班上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叫继祖，弟弟叫耀祖。家庭成份属于“黑五类”，底板不好。造反派牵强附会，硬说他们在“记租、要租”，妄图复辟变天，勒令其改名。很多同学把自个不鲜净的名字都改了，什么“革命”、“造反”啦，什么“向东”、“红彪”啦等等。体育老师许敬修的名字犯忌，改成了许反修。校务主任刘满仓老师，也嫌名字迂腐，改成了红文。刘主任是个性格开朗，心胸豁达的人，平日里爱说爱笑，无所顾忌：“要是那阵子（指1949年解放江南），我随军下江南，现在也不只是这个小主任咯！不过也说不定，兴许坟头上的草都换十几二十茬了”。就这么一句话，被抖搂了出来。你不是已改名叫红文了吗？红文！洪武就成皇帝朱元璋了，县官不如现管，皇帝也不沾弦。说他是革命意志衰退，就无限上纲上线。当时有个把反对关系当成矛盾关系的混蛋逻辑，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为此，造反派专门开了他的批斗会，刘主任遭到残酷的人身攻击。会后老师们私下议论着：“这刘主任平时喜吹爱炮儿的，下江南这事不一定属真！”“不管属不属真，这回可算瞎猫碰上死老鼠——对上了！”“这是歪嘴骡子换了个驴——吃嘴上亏了！”……
语文教研组的骨干，学科带头人谢继民老师，他写过一本叫《绿叶赞》的书，已经由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前在咱那，曾被誉为陶铸《松树的风格》的姊妹篇、兄弟章，风靡一时。一篇在颂扬松树的高尚风格，一篇在赞扬绿叶扶花的崇高情操。可就是这样一本好书。造反派们不欣赏这个，也欣赏不了。竟被称之为一株封资修的“大毒草”。书成了大毒草，书的作者可倒了大霉了。说其思想反动，不赞红叶赞绿叶，不颂红的颂绿的。谢老师被当成“牛鬼蛇神”给揪了出来，行动没了自由，住室也被人监视。整日里被揪斗啊，游街啊，见天如此，受到残酷的迫害。每次揪游回来，脸上的瘀青，总黑一块紫一块的，清秀的脸成了大花脸，白衬衣也花花搭搭的，成了“花”衬衣。虽然身受迫害，可信念坚定，始终不改背向。谢老师总指着他那“花”衬衣给人说：“大家瞅着，都不要忘记这！”有一次，被揪斗得性起，他直喊：“我找刘主席，要找少奇！”越喊越遭到疯狂的“回报”。街游完了，再搞批斗，反正折腾得不得安生。每次游斗结束，谢老师都要到校医张克大夫那，或是涂抹点红汞、紫药水，或是包扎包扎。
要开谢老师的批斗会了。会场设在南院的篮球场上，大六月天，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场四周被“云水怒，风雷急”、“千钧棒，万里埃”、“无罪，有理”等各种标语糊了个严严实实，一派杀气腾腾的势头。主席台设在一排高大的杨树前，一张办公桌，桌上搭了块红布，上面安放着一台扩音器和一架麦克风。树跟前还摞着高桌子。桌子上方的树干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贴着“批斗‘三反’分子谢继民的大会”的字样，“继民”两个字还倒悬着。悬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干革命靠……”已经被折腾得非常憔悴的谢老师，胸前挂了个一米见方的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谢老师的名字，名字上还打了个大红叉，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一样被拉上来了。造反派们都在表现自己，见到了谢老师，像猫闻到了腥气似的，“打倒谢继民！”“打倒‘三反’分子谢继民！”“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吼叫声此起彼伏，把一个个跳梁小丑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把谢老师推上高桌，把他紧紧地拴勒在树上，拴勒好后把桌子抽去，谢老师就悬挂在树上，坐上“飞机”了。这些人也真会想点子整人。垫场过了，和往常的批斗惯例一样，先集体齐诵一段语录，边诵边挥舞着拳头：“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之后，批斗就开始动真格了。一个头目口沫横飞，指着谢老师首先发问：“哎，你为什么要写坏书，啊？蛊惑革命师生，反对毛泽东思想！受何人指使？要老实坦白。”谢老师干咳了一声，忙解释道：“No，no、no，没有反对，就点违背。”头脑们的问话，暗示谢老师让祸水上流，引火上烧，指向学校领导。对谢老师的回答，自然一百个不满意了。又一个声音高叫着：“为何，为何？嗯！是不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思想何其反动。”谢老师接着回答：“No，no、 no。反静，反、静！俺也要进步。”谢老师风趣的答非所问，使造反派恼羞成怒。“你真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另一个头目歇斯底里地叫嚣着。照着谢老师的软肋上就是一棒，疼的谢老师，眉头一皱牙关一咬。随即脸上被抽了一树条子。谢老师就任凭怎样，也不吭声了。“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谢老师已身陷囹圄，能如此镇定自若，实在令人钦佩。造反派要发疯了，他们看是水泼不进，刀枪不入了，就没头没脑地抽打着身着短袖衬衣的谢老师，条子的抽打雨点般的落在他的身上、脸上。谢老师一不走二不躲，哦！被捆绑在树上呢，没法走，也躲不开呀！须臾，谢老师脸上汗涔涔下，出现了片片瘀青，血水斑斑；身上汗涔涔下，衬衣紧贴在皮肤上，显露出道道的血水印儿。
啊？他俩呀。后来，谢老师被定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判了刑，被押送到农场服刑改造，直到拨乱反正时才得到平反。平反后，谢老师重新修订，再版了他的《绿叶赞》。不久，他被调进了地区的作家协会。刘主任虽还是个主任，可已不在是校务处的小主任，成了地区教育处教研组的大主任了。八十年代初，教育上有关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地区召开。年逾花甲的谢老师，应邀出现在会议开幕式的主席台上，与主持会议的刘主任并肩坐在一起。俩时不时地倾过身子，小声地拍上几句，彼此都笑容满面。晚上的欢迎宴会上，专家学者们答谢敬酒。东道主刘主任高兴地迎上前去，与谢老师，不，与谢会长举手碰杯，痛快地一干见底。
学校生活已经非学校生活了，校外上街游行，搞大辩论，校内学习毛主席语录，开批斗会，学校生活仅此而已。各红卫兵组织，政令不一，各有各的行动，他们内部问题龃龉，起了生涩（彼此间不和，好像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