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很少有自行车。摩托车的普及仅仅是近几年的事。那年代，要上山种庄稼，只能靠两条腿。拉东西靠的是牛马车。直到七十年代，村里（那时叫生产队）才有了一辆手扶式拖拉机。

    爸爸放羊靠步行。早上五点就出发，中午十二点左右赶到村前的溪边让羊喝水。中午，羊在圈中休息，爸爸还要把羊粪清理干净。下午四点左右继续出发，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回来。

    山涧，那是个广阔的天地，什么稀罕东西都有。父亲放羊回来，经常带回许多鸟蛋，这成了家里的基本营养品。每天，爸爸还要砍一大树枝回来，家里一年四季做饭和取暖的柴和全有了。

    一次砍柴，不小心捅了马蜂窝，爸爸被一群马峰集体进攻。那是个大夏天，气温很高。回家后，浑身肿得象个气球。村里的老人根据经验用食用油把全身擦了个遍。

    羊不听人话，偏要到山崖边吃草。羊从山顶跳到半山腰，却上不来了。爸爸在树根上栓根绳子，顺着绳子下到半山腰，用绳子把羊绑好，自己顺着绳子爬到山顶，再把羊拉上来。一次拉羊时，爸爸脚下一滑，从山顶滚下去。幸好中间有大树枝挡住，算是救了爸爸一命。爸爸托在树技上，浑身上下到处扎伤，血流满面。

    当了两年羊馆，爸爸学到了很多“技术”：能空手逮山雀，能用树技捉地鼠，能手拍地面叫出洞中的大蜘蛛；会抓蛇，会捉青蛙，会抓鱼。还能徒手攀登几十米高的山峰，能在悬崖上摘果子，掏出小鸟。最实用的，到了夏天，爸爸每天能拿回一袋子蝉蛹。吴奶奶有特殊的经历和手艺，爸爸带回的蝉蛹经吴奶奶一加工，清香扑鼻。

    一九七二年，爸爸十七岁。爸爸加入了生产队社员行列，成了一名半成年的社员。成年社员干一天活挣十个工分，而爸爸只能挣八个工分，和女社员同样待遇。生产队队长说，这是半劳力和全劳力的区别。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是社员参加劳动的唯一计量方式，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出工不出力已成为普遍现象。每天的开会、学习是头等大事。一天只有半天时间在田间劳动，其余包括晚上在内的时间几乎都在开会。当然，那年代的开会、学习是没有会议记录的，更不会有作业和考试。可有的人就怕，因为还有批斗会。有个刚上学的孩子歪着头在墙上写了倒着的“毛主席万岁”，就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其父母也受牵连，被批斗了好多年。

    吴爷爷老毛病又犯了，不能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家里已有五口人，全靠爸爸和吴奶奶两个半劳力挣工分，年底分红，因工分不够总是欠款户。家中的粮食总是不能如期拿回来。

    毕竟是“新时代”的年轻人，爸爸体会到的不全是新社会的优越性，而是总被“剥削”的感觉。爸爸认为不论如何努力，就算加班加点，吴奶奶和爸爸永远挣不够全家需要的工分，每年都会有欠款。全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得给生产队交钱，这和解放前的抗长工有什么两样？

    从那时起，爸爸萌生了一个念头：欠款就欠款吧，多少都是个欠，不如做生意去，那钱挣得实在，比生产队混工分要效益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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