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离开公司，我就跟你一起走。”她靠在我的肩头，喃喃细语。

    “不行，你也走了，订单怎么办？”我急忙说。我可以不要这份工作，但我不能眼看着课题黄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热爱科研和这个课题。

    程馨笑道：“课题是你的心肝宝贝，跟我有关系吗？”她知道她已一语中的。她接着还说，海口刑侦已经结案，不会再牵连到我。说维持公司的运转，目前没有我不行。程馨继续说：

    “编程队伍目前仍然是我的个人关系，如果我也走了，下一单怎么接？”她的话唤醒了我的初心，我下海，还不是为了课题？这是我心目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当初所以下海，论占比，课题是首要的，离婚倒在其次。我的确不忍心让课题毁在我手里。她细声细语地说得我犹豫起来。

    抚摸着我消瘦、苍白的脸，程馨心疼地说，你病了，我陪你一段时间吧。夜晚，她的热情仍然无法把我冰冷的身躯捂热。几天后，见我没有好转，提出陪她去北京旅游，顺便看看她父母。我想，这姑娘一直在跟父母赌气，是我把她治好了？就问，在你家，我们是什么关系？她说，请你帮个忙。假装是我的未婚夫，行吗？我搪塞地说，不行，我还没有离婚呢，不能这么骗老人家。程馨搂着我的脖子，发起嗲来，说这次无论如何要帮她这个忙，说自从她逃婚离家，已经很多年了。当时她爸妈说狠话，说有本事自己找个像样的，不然就别回来了！现在听说爸妈身体不好，心里很担心。真怕有什么意外。说着，还掉下了眼泪。看着她乞求的眼神，我只好答应。我是决心不结婚的，却感觉身不由己地好像又上了另一条船。

    临行那天，我们经过交大保卫处的允许，去看了正在劳动教养中的徐建。

    令我无限惊异的是，他竟然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对我们笑脸相迎。他的行动范围被限制在校内，身上穿了一件劳动服。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劳动，他的脸庞红润而富有光泽，显得强壮许多。我们在交大的茶室交谈。在这间教师和学生共用的大厅里，他泰然自若。我问他：

    “吃苦头了没有？”

    这是我最担心的。如果他受到逼供信，那是我的罪过。假如他没有下海南；假如我抵抗住会计人选的压力，他就不会吃苦。

    听我这样提问，他的眉毛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向上挑了一挑，神秘地笑而不语。他让我伸出一只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放在我的两指之间。

    我难过地说：“你还是受苦了。”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没有，我一看这架势，知道利害，就立马招了。”他竟然笑起来：

    “咱们愿赌服输”他的口气好像是在象棋桌上，偶尔输了一把那样轻松。

    “我以为自己做得滴水不漏，没想到还有拘起来这一招，哈哈～”他又笑了。这次有点自嘲。

    我真的被镇住了。我被他的达观所震撼。一个名校的高材生，一个曾经誉满全校的风云人物，竟然因偷窃被抓，这是何等的羞耻啊！换个人早就垮了。哪里还笑得出来？对照我自己，现在已经被失败所击倒。本来鸡零狗碎地想问很多问题的，此时已不重要。他曾心生邪念一时冲动，可贵的是他接受这个冲动带来的后果。然后爬起来，又是一条好汉。所有的疑问都在这种格局下不值得一提。而我则不同，我不仅背负着这一次的失败，还把过去的一系列失败叠加起来。智慧的心灵是自由的，在于它可以选择态度。

    正要出发，又接到院组织部的约谈。组织部长亲自对我说：

    “留职停薪容易，辞职就没那么简单。你的档案、人事关系、组织关系……往哪里转？进里弄吗？领失业金吗？没有先例。”部长的话让我想到社会流动。的确，那时的人是单位人。单位不仅发你工资，还管着你这个人。你辞得了工资，辞得了被管理吗？没有一个单位有权力释放出一个无业游民。杂志社那时还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力。

    部长接着说：“再说你们所里不可能放你走，《变动中的阶层关系》还等着经费呢，你怎么可以一走了之？”我一时语塞。

    徐建的人生态度影响到我，在辞职的问题上，我是不是格局太小了？假如徐的案子源于公司的家族化趋势，我一走了之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在表明自己不愿同流合污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外，辞职还有别的意义吗？与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扭转这一趋势的责任之间，哪个才是正确的呢？于是，我答应收回，虽然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