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蹦蹦枣儿”。我们啦啦队，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不但给学校队啦啦助威，也给人家啦啦。“五中队，加油！”“酒厂队，加油！”的呐喊声，时常此起彼伏，一浪高似一浪，热闹非凡。

    原来，内乡有八所中学，一中就是高中，和二中都设在县城里，三中设在张集，四中在杨集，五中天明寺，六中赤眉，七中夏馆，八中余关。三年困难时期，砍掉了四中和八中。这时的天明寺五中，生源极广。且不说南召县的小街（地名），镇平县的高丘（地名）等外地有学生慕名前来求学。单就内乡本县而言，它辐射了灌张、王店、马山、余关四个公社。尤其是马山、余关两个公社，有一半地盘都吃在山里。不有句歇后语，叫山里保长——管哩宽嘛，意思是山里的地头儿宽。我和风联，瑞仙都是王店公社的学生，来来去去，有时不免走到一块儿。瑞仙这个以前被分封过的“夫人”，人谓装愚，自云守拙。她走路只管低头走路，做事只管埋头做事，藏拙不语。她老实、姿本的形象总在我的脑海里若隐若现，悠来晃去，不能廓清。可她却毫不知情。花落有意，流水无情，真是聊天野地烤火——一面热呀。再说进到教室里，毕竟是一个班的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目光碰在一起，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后来，她染上了漆瘙子（一种皮肤疾病），脸肿得像判官一样，我真有点心疼呢。自己是在怜香惜玉，自作多情啊！

    金风送爽，玉露迎秋，我国的第一团蘑菇云，腾起在祖国大西北的上空。消息传来，学校的政治气氛活跃了许多。一天，学校在小礼堂前面的中心球场上，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传达贯彻有关精神，当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会后还组织了认真地学习讨论。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风趣地说道：“他们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咱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咱们一颗弹炸，可轰得他们的赫鲁晓夫下了台！”

    话说六五年的元旦，学校举办了联欢晚会。各班级都精心地编排了的文艺节目，派代表队参加演出。有歌赋，有舞蹈，有小品，有戏曲，丰富多彩。我们六四（二）班代表队奉献的是由江登范、于炳书等同学扮演的小品——《糊涂的县太爷》。毕业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妆表演了舞蹈——《逛新城》。末了，谢场时演员们双手一摊，还滑稽地续了个“巴扎咳”。师生共同登台，老师朗诵了配乐诗朗诵《沁园春•；雪》，同学们也合唱了《沁园春•；雪》。教师代表队演出的压轴大戏——现代歌剧《白毛女》（上半部），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许敬修、徐文献、王正和、马茹阁等老师，把剧中的黄世仁、穆仁智、杨白劳、喜儿等人物表演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高水准的戏曲节目，受益良多。

    六五年秋，我升初二，班主任换成了王子生老师。王老师是刚转正的民办老师，他年轻，劲头足，有魄力。学校购进了柴油发电机，自己发起了电，亮堂堂的日光灯比汽油灯又亮堂了很多，办学条件大有改善。但学习风气也有所改变。上面开始批古、禁古，鞭笞文艺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舞蹁跹的现象。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一切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先行，更得如此，但有过之。因此，使教育受到了“左”的思想干扰，些微点叛经离道。学校也跟社会上一样，掀起了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潮。各班级都下发了《毛主席著作》的甲种本或乙种本。县二中在城南关的“红学”，办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丰富生、黄祖示先进事迹的图片展览。学校组织我们前去参观交流，取经借宝。受到二中师生的热情接待。这恐怕是我参与的最早的社会活动了。

    六六年五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给文化革命定调——整反动学术“权威”，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后来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文化革命的发动做舆论准备。山雨欲来风满楼，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眼看就要开始了。随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北京出现，我们学校也出现了零星的鸣放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每个班级都准备有“文房三宝”（只缺砚一宝了）。谁要是想写大字报，连领条都不用打，就只管领就是了，不用花钱。开始只有少数学生去领，领来做练字之用，什么篆体不像，楷体不像，隶书不是，草书亦不是，不伦不类的。只管龙飞凤舞的写啊画啊。没法贴上墙的都胡乱一揉扔了，能贴上的就贴上了。就是贴上去的，也是文理不通的有之，错别字连篇的亦有之。后来就有更多的学生跟着学了，耗费了不少的国家钱财。也荒废了不少“小闯将”们的青春年华。

    六六年春夏之交，河北邢台发生了大地震，房倒屋塌。王湾（地名）下了冷子（即冰雹），麦地变成了麦场，麦秆成了麦秸。天灾发生了。紧接着八月，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祸也随之而来。暑假，上面趁着学校的空儿，在五中举办了马山、王店、灌张、余关四个公社的三级干部学习班，学习《十六条》，发动文化大革命。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停止了，甚至连国家一年一度的中考、高考也停止了。搞的该毕业的不能毕业，该招进来的不能进来。九月份开学，仍是原班人马，只不过多了个工作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浓抹重彩地开场了。上头明确指示，学校停课半天，专搞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每天只上半天课，剩下的时间都用到搞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上了。真是胡闹，可你不胡闹不随大群儿，别人会另眼看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邓（邓拓）吴（吴晗）廖（廖沫沙）的《三家村》和《燕山夜话》，花里胡哨。大字报漫天飞，飞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鸣放开始了，先是给学校领导划上了鸣放专栏，后来连老师也划上了。门面地方是鸣放校长、主任们的专栏，偏僻角落是鸣放老师的（专栏），像 “‘白骨精’张××的批判专栏”， “‘破鞋’马××的批判专栏”，“黑老包刘××的批判专栏”， “‘大叛徒’刘××的批判专栏等。这里炮打这个，那里炮轰那个，学校的门面地方，乃至各个角落都被大字报占据了。

    十月份的时候，学校来了工作组，指导着学校的工作。新生事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人人都有一双手，不在学校吃闲饭”。我们班的插队知青点在马山公社的华北、庵北等大队。我们在那儿，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十一月下旬，各班级又选派学生代表——红卫兵，到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那儿信息比较置后，派去的红卫兵接受的检阅，已是第八次了，毛主席八次就接见了红卫兵百万之众，这是接见的最后一次了。

    紧接着，革命的“大串联”活动开始了。各地都建立了相应的红卫兵接待站，只要你是学生，凭着学生证，就可以坐车不搭车费，吃饭不掏饭钱，住宿不拿住宿费。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儿，五七成伙儿的，随便扯面旗子打上，就成串联队伍了。没多长时间，又开始“长征”了。所谓的长征，就是像当年红军那样打着绑腿，腰缠武装带徒步走，不坐车，到北京、韶山、井冈山、延安等红色圣地去串联。这时候的学校，已经不成为学校了，教学秩序完全陷入了瘫痪的混乱状态。

    到了六七年三月，学校仍是照常开学。一发不可收拾的“长征”串联活动还在进行着。尽管三令五申，停止长征串联活动，但有不少的学生，仍然滞留在外。还有不少学生正在“长征”返校途中，到校的为数不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返校复课闹革命。返校是陆续的，复课是句空话，闹还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教室、图书馆，乃至教研组已经被砸得稀烂，不成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