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也能治愈我们

    我还在匹兹堡时，其他医生常会在批准年老的抑郁患者出院前咨询我的意见，他们要么是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要么是因为髋关节骨折入院。通常，我是他们最后一个咨询的人。之前我的同事们已经开了一张长长的药物单：抗心律不齐药、抗高血压药、抗发炎药和抗酸药。

    他们希望我能在这「抗病清单」上再加些什么，比如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可是他们抑郁的原因通常很明显：这些老人独居很多年了，他们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不常外出。他们不再和朋友玩游戏，已经迁居加州、波士顿或纽约的老人的儿孙们也不再来看望他们，这些人在电视机前干坐好几个小时，无所事事。

    他们真的会想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吗？即使抗抑郁剂对他们真的有效，他们真的会每天服用吗？他们以前服用的药物就经常被他们混在一起，不易辨认，因此难以按照医生的处方服用，抗抑郁药最终的下场可能也是如此。

    我真的不想让本就混乱的情况更加糟糕。药物不能起到调节边缘叶的作用。所以我鼓起全部勇气，在病人的病历上写道：「就患者的抑郁情况而言，最好是养一条狗（当然是一条小狗，为了减小摔倒的风险）。如果患者认为这太费事，那么养猫也可以，这就省去了遛狗的时间。如果养猫还是太麻烦，养鸟或鱼也可以，如果病人觉得这些都不好，那么就种室内植物。」

    起初，整形外科部门或心血管外科部门的医生会生气地给我打电话：「我们请你推荐一种抗抑郁剂，不是一家动物园。你要我们在出院处方单上怎么写？药房可不出售家庭宠物。」

    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无法说服他们。我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开起了抗抑郁剂，一边还嘀咕着精神科医生有多没用。他们坚信，自己在保卫现代科学医疗事业，对抗「荒唐可笑」的疗法，后者就像潜伏在暗处的鬼魂会给医学带来威胁。

    不久，我发现我的方法不奏效，而且作为医院精神科的科长，我对自己的声誉造成了伤害。可是我没有后退，相反，我收集了一系列有关这个问题的科学研究，将它们整理成一个文件。从那一刻起，我在拿到手的每一份病人的病历里都附上这份文件。

    我希望能让我的同事们了解一些惊人而又陌生的实验结果，比如《美国心脏病学期刊》曾就患心肌梗塞且伴有危险心律不齐的患者做过一项研究。这些病人被研究超过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们中养宠物的人的死亡率仅是其他人的六分之一。《美国心脏病学期刊》还有另一项研究证明，养宠物的老年人面对困难的生理抵抗能力比他人强很多，而且他们看医生的频率也低很多。

    我还援引了哈佛大学实验组的研究，该研究证明了仅仅是照看一株植物就能将老人院中老年人的死亡率降低 50%。我还引用了艾滋病患者的研究，表明养猫或狗的病人通常不那么容易患上抑郁症。

    最后，我搬出了同行眼中医学顶尖水平的象征——《美国医学协会期刊》。1996 年《美国医学协会期刊》发表了一则残疾人的研究报道。他们无法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行动，这和我之前遇见的老年病人的情况很相似。研究表明，这些人得到狗的陪伴后更加开心，自尊心更强了，朋友圈和关系群也明显扩大了。

    实际上，另一项研究表明，仅仅是有动物的陪伴就能让你在他人眼中「更具吸引力」，甚至是股票经纪人有了宠物后都会感觉更好。股票经纪人可以堪称是我们认为的最具压力的职业之一，每次股市行情的上下波动都会让他们备受折磨，他们没法控制股市，可是却必须达到公司规定的业绩，他们中很多人都患高血压，这并不让人吃惊。

    来自水牛城大学的凯伦·艾莲（Karen Allen）博士就水牛城的股票经纪人开展了一项非常规研究。研究中，抗高血压药物确实能将他们的血压降到初始危险平均值以下，可是面对压力时他们的血压仍旧会突然猛增，轻易超过这一数字并达到峰值。

    艾莲博士随意挑选了一半的股票经纪人，给他们分发了狗或猫（这些人可以选择养哪种宠物）。六个月后，实验结果说明了一切：那些养了宠物的人应对压力的方法变了。他们的血压不仅稳定了，甚至在面对压力时、在处理强压任务（比如心算和公众演讲）时，他们的表现也好多了，他们犯的错误明显减少，这表明他们对情感的控制增强，因此注意力也更加集中。

    在另一项研究中，艾莲博士证明了，独居却养有宠物的年长女性（超过 70 岁）的血压和社交丰富的 25 岁年轻女性的血压相同。这证明我的「附件」是有效的。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评头论足，实习生们不再暗笑我在他们病人档案中留下的建议。

    可是，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有任何一个病人真的回家后就开始养猫，或者拒绝服用医生开出的百忧解。与他人或动物形成充满爱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生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一样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可是这一理念还没有在医疗机构发挥作用。

    萨拉热窝的宠物

    养宠物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科学证明他们从中获得的幸福感，即使生存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3 年，萨拉热窝一直遭受轰炸和狙击枪手的威胁。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萨拉热窝人只能依靠「人道主义」的救援配给赖以为生。所有的商店都被洗劫一空，到处都是破碎不堪的窗户。城市公园变成了墓地，而且越来越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尸体。人们甚至都不敢上街，生怕成为流弹或狙击枪手的牺牲品。

    虽然这个城市疲惫不堪又痛苦不已，人们麻木到只会因为武器交火而发生情绪变化，可是你还是能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遛狗。

    「必须得带狗出来，」一个在街头遛狗的男人说道，「这样你就能暂时忘记战争。当你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时，痛苦会少一点。」

    在萨拉热窝遭到围攻前，一对老夫妻在街头发现了受伤的狗和猫，便把它们带到自家公寓唯一完好无损的房间里照顾它们。他们起初想，等几周后这些动物有所好转了就放它们走。可是一年过去了，猫和狗还在这里。

    无论娜嘉（Nad ja）和托马斯·罗夫（Thomas lov）得到的粮食补给有多微薄，都会时不时地分给动物们。有只猫喜欢吃法国救济的奶粉，「它可是位贵族，」娜嘉和托马斯·罗夫笑着说。但是当猫真的饿极了，它也会吃美国救济粮，这比法国救济粮要更容易到手。

    有幢大楼前住着七条狗宝宝，其中五条幸存下来了，因为当地的居民会尽可能带给它们一些剩饭。

    「我们照顾它们是因为我们需要被一些活着的东西包围着，」娜嘉说，「我们给鸟儿们投食，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在我们周围。照顾动物能让我们想起过去的和平时光，提醒我们日常的和平岁月和我们过去所拥有的东西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可以活下去。」

    这就是 1993 年的萨拉热窝。在这场痛彻心扉的噩梦中，人们的所有都被战争夺去，可是这里依旧有爱，甚至是对一条狗的怜爱。想要能够给予，能够感到人性的光辉，能够感到你依旧对他人有用，是一种比饥饿、比恐惧更强烈的欲望。

    当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破裂时，我们的生理机能也会受到重创。这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这些痛苦虽然是情感上的，可是依旧使我们疼痛不已，而且通常比生理折磨更加强烈。

    幸运的是，这把开启情感脑的重要钥匙并不仅限于伴侣之爱。实际上，它取决于我们所有情感联结的质量——与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和